Book Review: 「存在主義咖啡館」:沒有描述就沒有意義

豆瓣頁面:「存在主义咖啡馆」

題材是存在主義哲學家的群像。廁所讀物當中最令我驚訝的一本,引用詳實,而且也不忘對觀念脈絡進行闡述。中文翻譯很流暢。下面對一些畫線的地方進行評述:

对于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存在主义者来说,战争是终极的冒犯。战争,就像从桌子上扫落玩具一样,威胁着要清除所有个人的想法和关怀。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·盖斯科因(David Gascoyne),当时正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巴黎,他在那一周的日记中写道:“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,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。”盖斯科因一边听收音机,一边试着想象轰炸机飞过天空,许多建筑倒塌。眼前灾难的类似景象,也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乔治·奥威尔出版于次年的小说《上来透口气》(Coming up for Air)里:广告业经理乔治·鲍林走在郊区的街道上,想象着房屋被炮弹炸得粉碎。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;鲍林担心,在那之后,将会只有無盡的暴政。

「戰爭最可恨之處在於,它讓個體變得毫無疑義」。將近一百年後,已經沒有人在尋找意義了。其實用不著等上一百年後的現在,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,「意義」這個詞就已經變得面目模糊了。不僅戰爭讓個體毫無意義,中產婚姻,消費主義,娛樂,都讓個體變得毫無疑義。但,什麼是「個體」?或者說,還有「個體」嗎?

波伏娃仍然不知道萨特是否还活着。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(和暖和),她在完成上午的教学或写作后,每天下午会去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图书馆。在那里,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找到了自己的路。

「佔領,解放」一章

身體上的暖和對應精神上的冷靜。注意保暖。

《局外人》出版的同一年,也就是1942年,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。这本书也不厚——虽然原本可以更厚一点,但因为审查者不接受关于犹太人的材料,他最终同意删除了论弗兰兹·卡夫卡的那一章。像萨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,加缪也学会了妥协。后来,在1955年的一篇英译本前言中,他指出,在法国战败期间写作这本书时,他发现“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,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”,《西西弗神话》能成书,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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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加缪所受的主要影响,不是来自海德格尔,而是克尔凯郭尔,尤其是但加缪所受的主要影响,不是来自海德格尔,而是克尔凯郭尔,尤其是1843年的论文《畏惧与颤栗》。这篇文章也通过一个故事阐明了“荒诞”:克尔凯郭尔选择的是《圣经》中的一个故事——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他挚爱的儿子以撒献祭,而不是通常的山羊或绵羊。但亚伯拉罕毫无怨言地带着以撒前往祭坛时,上帝似乎有些惊讶。于是,在最后一刻,上帝放过了他,亚伯拉罕和以撒便回家了。不过,让克尔凯郭尔震惊的,既不是顺从,也不是撤销献祭,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似乎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。他们被迫彻底离开了正常人性和父爱保护的领域,但不知何故,亚伯拉罕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很爱儿子。在克尔凯郭尔看来,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,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,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。

「佔領,解放」一章

反抗的手段至關重要。「超越虛無主義而繼續前行的方法」,「做出不可能的跳躍」。

如同萨特在《恶心》中一样,他指出,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,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。我们起床,上班,工作,吃饭,工作,下班,睡觉。但偶尔,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,出现一个“钱多斯时刻”,心突然一颤,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。在这样的时刻中,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“略带惊愕的疲乏”,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: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?

「佔領,解放」一章

「錢多斯時刻」就是意義覺醒的一刻,認識到生活荒誕的一刻。人類和虛無主義的永恆鬥爭就盡在於此。當你覺察到你最終都會死掉的時候,你就會認識到這一點的可怕之處。Woody Allen在「漢納姐妹」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例子:他飾演的電視編導忽然覺察到了死亡之可怖,感受到了真正的存在性焦慮。他發現自己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了,他先是從各種哲學中試圖尋找到安慰,但即便是「永恆輪迴」都無濟於事。他嘗試信教,在試圖了解了一些宗教之後,他仍然覺得未能說服自己而且也顯得可笑。
我在Julian Barnes的書「沒什麼好怕的」中讀到,法國批評家夏爾杜博斯創造了另一個詞來描述這種現象:死亡鬧鈴(le réveil mortel)(直譯應當是「致命的覺醒」),當鬧鈴沒有嚮起的時候一切都好,但是每次當它響起,你才會明白,生命猶如租住在旅店之中,終有你需要退房的時候。

正如萨特在1943年评论《局外人》时指出的那样,基本的现象学原则表明,在我们经历之前,经验本身就已经充满了意义。钢琴奏鸣曲本来就是一种对渴望的忧郁唤起。如果我看一场足球比赛,我就会把它看作是一场足球比赛,而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场景,许多人跑来跑去,轮流用他们的下肢去触碰一个球形物体。如果我看到的是后者,那我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更本质、更真实的足球比赛,而是我根本没能正确地将其当作足球来观看。

「佔領,解放」一章

如何駁斥本質主義?我們不能抽離了經驗去看待事物,加謬說「對無聊人生的恰當態度是創造遊戲規則」。我們的經驗創造了語境,從而使其他的經驗充滿了意義,並且構成新的語境。

这一过程甚至威胁到了意向性的基本结构:心灵伸向作为其对象的事物的方式。海德格尔说,当某个东西处于“随时待命”或“准备就绪”的状态时,它便失去了成为一个合适对象的能力。它不再区别于我们,也无法抵抗我们。结果,现象学本身受到了现代人那种占据地球的挑战性、破坏性方式的威胁。这可能导致终极灾难。如果我们独自“处于无对象性之中”,那么我们自己将会丧失我们的结构——我们也将被一种“准备就绪”的存在模式吞没。我们甚至会吞噬自己。海德格尔引用了“人力资源”一词,来作为这种危险的证据。

「破壞」一章

作為意向性的心靈乃是胡賽爾的概念。海德格爾在這裏批判的是「技術」,或者說,在討論一種「技術倫理」。在引述的這一段之前,海德格爾用的比喻是農業技術。傳統的農業技術儘管也從土地中汲取成果物,但它的方式是「把种子置于成长力量的照管中,然后监督它增长」,但現代的農業技術則是「被解锁和转换后,以某种不同的形式存储起来,等待着被分配出去」。其中的差別是剝離了種子意向性。種子的意向性或許不那麼聳人聽聞,但人類一旦把這樣一套思路引入人類本身,就讓人類成為了一種隨時待命的資源,即所謂「人力資源」。Fuck人力資源,Fuck HR。

这种回应只得到了少数几个人的支持,而其中之一就是伟大的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·德里达(Jacques Derrida):在1988年的一场演讲中,谈到海德格尔的沉默问题时,他反过来问道,如果海德格尔沿着“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绝对的恐怖,我从根本上谴责它”这个思路,发表一份简单的声明,会怎样。或许这样的声明能满足大众的期望,合上海德格尔的案卷,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。讨论和困惑是会少些。但那样的话,德里达说,我们会觉得“摆脱了责任”,不用再去把这个问题想清楚,也不用再去追问海德格尔的拒绝对他的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。通过保持沉默,他留给了我们一条“命令,去思考他自己没思考的东西”——对德里达而言,这更有成效。

「破壞」一章

海德格爾並沒有在二戰之後道歉,因為他不願意滿足大眾廉價的請求。他回應的只有沈默。

就连无神论者萨特,也表现出了一种对价值思考新方式的渴望。在《恶心》中,他猛烈地抨击了传统伦理,用列维纳斯式的措辞,描述了那些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自诩为动机纯良的人文主义者,但“从不允许自己被一张面孔的意义所影响”。在《存在与虚无》中,他继续说,单纯基于容忍的那种温和的旧伦理原则,已经不再受用。“容忍”不能再充分满足他人对我们的要求。他认为,让步和仅仅相互容忍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要学会给予彼此更多。现在,他更进一步地提出:我们都必须深刻地“参与到”我们共有的世界当中。

「破壞」一章

無需多言,存在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推論就是行動,行動。

反帝国主义革命必然是暴力的,不仅是因为暴力是有效的(虽然这是一个原因),还因为它帮助被殖民者摆脱了压迫带来的麻痹,构筑了一个新的共同身份。

「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」一章

「為了反對而反對」是一句相當廉價的批評,因為我們的行為是我們的話語和文本,從而構築了我們的身分。當然要為了反對而反對,除此之外,沒有更高明的反對。

对科利德蓝和酒精的长期成瘾,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多困难,但他的写作之所以停滞,还因为用那只好眼看了那么多年东西后,这只眼现在也快瞎了。不过,他仍然可以看电视,能看到晃动的影子,能听清对话。1976年,他看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节目,讲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:让-保罗·萨特。为庆祝这部以几年前拍摄的采访为基础制作的《萨特自述》(Sartre par lui-même),米歇尔·龚达又对萨特进行了一次采访,以配合其播出。萨特告诉龚达,不能写作夺走了他存在的理由,但他拒绝为此伤心。

「一旦品嚐了現象學」一章

在這裡我可以看到Satre是如何認識自由的。因為他不是「不傷心」,而是「拒絕為此傷心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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